[转载]古籍善本收藏热

　　转自 东方网-文汇报 

　　2月26日下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登上兔年首期文汇讲堂，与对话嘉宾、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及在场听众共同探讨“古籍善本收藏热”。 

　　海外善本不断回归，国、民财力不断提升，善本收藏价格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当前文物市场很热，就古籍善本而言，最夺人眼球者，一是新近国内有买家花了1300多万人民币从日本购回一部宋刻孤本《钜宋广韵》(南宋福建麻沙镇刘仕隆宅刻本)；另一是在西泠印社公司2010年的秋拍上，一部清代顾广圻校乾隆卢氏雅雨堂刻本《战国策》以800余万人民币成交。此类善本尚存于世却不为人所知，本属国宝之物，既然流通于市场，自然随行就市。其成交价格贵不贵呢？纵向比较，已创新高，当然是贵的。如果横向与书画比较，2010年书画市场有10件拍品成交价超过亿元人民币，那善本价格不就只是书画价格十分之一、八分之一吗？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我认为古籍善本从整体上说价格仍然不贵，只是真正懂书、好书之士还不够多，许多人意识不到。 

　　市场上有这么一种现象，书画作品似乎人人可欣赏点评一番，面对古籍善本多数人则望而却步；一幅经乾隆皇帝题跋的画，虽然其题于画面留白之处，画面效果已遭破坏，却非但未贬值，反而受哄抢，而一部宋刻孤本，其文献价值无可比拟，又有多少人明白呢？ 

　　据我所知，民间早有若干有识之士从书画市场转向古籍善本市场了。有的收藏者相对投入不多，凭藉其远见卓识走在别人前面而跑赢市场。故真能玩书者，能玩出真谛者，多为饱学儒雅之士。 

　　就古籍而言，我们看到的客观事实是，多年来，流散海外的善本不断回归，人们重视与保护古籍的意识普遍增强，这不正是民族素质提升、精神文明加强的体现吗？这既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突破，也是历经近20年的实践才形成的成果。 

　　10年升值超过10倍，450万美元购“翁氏藏书”标志着古籍收藏进入新时代 

　　自上世纪90年代拍卖市场出现后，和其他文物一样，古籍收藏进入一个全新时期。由于当时民间懂古籍版本的人很少，市场波澜不兴。直到2000年春季，上海图书馆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以450万美金从美国买回清末两代帝师翁同龢的80种542册藏书，人们才如梦初醒：原来古籍那么值钱。 

　　当时有人认为上图出于某种目的把书价炒高了。作为购买翁氏藏书的具体执行者，我坚信“乱世散书，盛世聚书”，翁氏藏书在战乱时期流往海外，如能回归祖国，是国力强盛的体现，也是执政者保护与弘扬中华文明的体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这批以《长短经》、《集韵》等八种宋刻孤本为代表的藏书，确实具有很高的文物与文献价值，无论从哪种角度，都会对相关学术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问题是，用450万美金(当时约合3600余万人民币)买这批书是否物有所值？我在核实版本的前提下，冷静地算了一笔明白账：当时宋元版的市场起拍价格一册在8万至10万元人民币(实际成交价都数倍于起拍价)，而翁氏藏书有11种宋本、4种元本，共计263册，按起拍价格算已在2600万人民币上下，此外还有60余种稀见明本与名家稿抄校本，几乎皆能纳入国家二、三级文物之列，其总金额并未偏离市场的价格；又由于多种国宝级版本的唯一性，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诚然图书馆不做买进卖出的营生，但市场价格呈上升趋势是可以预见的。所以450万美金其实并不贵。何况卖主翁万戈先生与中介者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愿意场外整体转让而不上拍，价格在可控范围之内。 

　　如今这批书值多少钱呢？按现在的市场行情，至少10倍于原来的价格，即便如此，也一定会有不少公私藏家争抢，今非昔比，除了国与民的财富有了大幅度增长，更重要的是，懂书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作为一名长期任职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者，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或许是我近40年图书馆生涯中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它掀起了民间收藏古籍的热潮。我很清楚，千百年来，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文化遗产之所以能保存至今，人民大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来想必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把上图购买“翁氏藏书”看作古籍收藏真正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标志。 

　　图书馆收藏古籍本应比私人藏家更有优势，改变观念和大力培养鉴定人才是首要 

　　上图购买翁氏藏书，充分反映出公家单位的实力。但想不到以后的10年，在市场竞争中，许多一流好书都被私家获得，公家只能落入当陪衬的尴尬境地。虽然我支持藏宝于民，然而有些书因有其特殊背景，真应该由图书馆收藏。 

　　2005年嘉德公司的春拍，清季苏州大收藏家顾鹤逸过云楼的遗藏170余种古籍上拍。其中有一部堪称国宝的宋本《锦绣万花谷》(40册)，《锦绣万花谷》在宋代多次刊刻，而刻印精美且流传至今保存完善有如此者，未闻有他。由于这部宝书曩昔作为遗产按册数匀分给了过云楼的四房后人，上图老馆长顾廷龙曾数番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希望能出让给上图收藏，以免将来遭不测而散失。如果在今天，想成为文化大省的江苏及其南京图书馆或许会尽力争取收藏，因为南京图书馆过去已收藏了过云楼的部分古籍，但在当时他们没有反应。上图也未能收购。 

　　这批书后来以2200万元被一私人藏家席卷而去，我预测过不了几年，光一部宋本《锦绣万花谷》就不止2200万。不幸果然言中，40册那么漂亮的宋本，现在一册都在百万以上。 

　　由此看来，只有场外交易或政府出面干预，公家单位才有可能拿到藏品，否则拍卖场上的许多好书，图书馆都难以得到。这种情况在图书馆界普遍存在。是公家经费缺乏吗？至少不全是。通常的原因在于：有些管理者或对古籍价值的认识片面，或畏惧市场，怕承担责任；体制上的限制也使得预算难以跟上拍卖市场的变化；再就是缺少真正懂行的专家，有钱也未必能识书、买到好书。目前社会上，流通领域与收藏界的行家里手比图书馆多，他们的水平是在市场竞争中打拼出来的，有的本来就是学问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缺乏他们那种求知钻研的紧迫感与敬业精神，应与他们多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才对。 

　　公家真想买书，其财力毕竟要强于私人。关键得先培养懂书的人，有了懂书的人，好书会不找自来。而当前正在开展的古籍保护工作，正是培养人才的大好时机，切莫错过。 

　　发布古籍定级标准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提供了借鉴标准，但不要机械对号入座 

　　2005年，政府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文化部颁发了《古籍定级标准》；2007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此一场规模空前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围绕这一工作，自2008年起，连续3年评审并发布了3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引发了收藏古籍的又一波热潮。 

　　《古籍定级标准》刚面世时，对之最为敏感的是流通领域，多家拍卖行即刻据此定价。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发布后，市场也立即据以调整价格。由于《古籍定级标准》将明代隆庆以前的刻本、明清套印本、清乾隆以前的内府刻本等全部纳入二级甚至一级古籍；而评审国家珍贵古籍时，又因考虑各地古籍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凡属二级者都能入名录，于是客观上造成原来并不见矜贵的版本也走俏市场，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涨。对于这种现象如何评价？我觉得无论公私，都要冷静面对，实事求是。 

　　总体而言，古籍定级标准有些宽泛。比如对套版印本的定级，该标准将下限至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套印本都纳入二级，甚至将闵齐伋、凌蒙初刊刻的套印本纳入一级，这并不合理。套印本的文本因常有任意的删节，校勘不精，其价值总体上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即使从印刷技术与艺术上评价，闵、凌两家至多也只是发展者而不能算是真正的发明者；何况除极少数为孤本而另当别论外，大部分套印之书传本很多，文物价值也不算高，能分别定为一级或二级吗？上海图书馆有一部套印本《西厢记》原来也定为二级，那是因为有精美的版画而不是重其套印。如果将明万历程氏滋兰堂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之类的书定为二级甚至一级，那才是合乎情理的。 

　　又如，该标准将明初至隆庆六年(1572)以前刻本都纳入二级，于是大批嘉靖刻本，不辨刻印之精粗与流传之多寡，统统涌入二级(其实即便嘉靖以前的烂本也很多)，这也是欠妥当的。某家拍卖公司曾经想制订一个较为精细的定级标准，以区分原刻本与翻刻本、初印本与后印本、稀见本与常见本的不同版本价值。我听后为我们的工作粗疏感到惭愧与不安。他们的理念是科学的，步子已迈到我们前面去了。 

　　或许由于认识上的不同，该标准对抄本与批校题跋本有点忽略。比如将明末清初以常熟毛氏为代表的影宋抄本定为二级丙等，我认为是看轻了。再如，因根据时代作硬性划分，万历以后的抄本只能入三级，这就意味着诸如明末山阴祁氏淡生堂等名家抄本的价值甚至连套印本、清代内府本都不如。 

　　如果大家认同我的说法，那么你们是否觉得上述有些版本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的泡沫呢？还会盲目去追捧吗？ 

　　编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起初为了突出珍贵，少出差错，想仿效日本评“国宝”、“重要文化财”的做法，将入选范围控制在一级古籍之内。由于收藏一级古籍的单位有限，有的省级馆一部也没有入选，便纷纷提出意见，领导层考虑到古籍保护工作需要地方支持，遂将二级古籍也纳入范围。由于二级的标准本来存在问题，不仅给评审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最终发布的名录也显得有点宽滥，还发生错误。作为参与者，我也应承担责任，希望假以时日能重新滤一遍，解决疑问，纠正错误。 

　　总之，要冷静看待已经出版的两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对古籍爱好者来说，它们既不失为有用的借鉴资料，同时也请各位不要机械地对号入座。 

　　“上图馆藏宋本展览”不仅利用前人的版本成果，还在质疑的同时做了发展 

　　在当前古籍收藏与保护的热潮中，无论流通、收藏、普查还是评审与发布珍贵名录，公家与私人都会意识到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性。但目前各方所作的版本鉴定工作大多只是停留在利用前人鉴定成果的层面上，少有新的研究发明。 

　　说实话，能看懂并利用前人的成果，已算是入门了，但在当今拥有互联网这类便捷工具的时代是不够的。以最具影响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例。这是一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成就最高而享誉海内外的公藏善本书目，凝聚了前辈专家们的心血。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编纂时，作为大型联合目录，有781家单位向编委会递交了部书的卡片，许多单位买不起复印机而无法提供书影，经眼原书更属困难，要求其准确无误，神仙也做不到。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看到原书的条件而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一味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凭据，可能前辈也不会原谅我们。 

　　在政府高度重视古籍保护工作的当下，图书馆界如不能对版本学的发展有所贡献，那是有愧于藏书、有愧于先辈、有愧于这个时代的。 

　　上海图书馆在2010年9月举办了馆藏宋本展览，这在大陆是首次。上图为此可以说准备了整整58年，举办这次展览，对促进古籍保护工作，提高人们珍视文化遗产的意识是很有意义的，展览的价值还在于为人们留下了一本《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该图录采用藏书志与图版相结合的做法至今尚不多见，它在鉴定版本、考订源流、区别相关版本异同等方面皆作出探索，凡遇与前人研究抵牾者，则客观提出疑问与见解，不蹈袭陈说。上图领导让编撰人员摆脱俗务，专心用了7个月时间编撰，由于功力有限，或许所作的研究尚不成熟，学术界未必都认可，但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版本鉴定研究，还能较为扎实地培养鉴定版本的专门人才。因为，历代雕版印刷发生的现象在宋朝都已有所反映。 

　　投资者须懂书才有更好预期回报，图书馆和私家藏书要力争多为读者所用 

　　出现“古籍热”是好事情，但只有对古籍的文献与文物双重价值有全面认识，此热才能持续。在市场上，有些人将古籍等同古董，只想做投资。其实如不懂文献价值，即便做投资，也会很盲目。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可谓名闻天下，其引为自豪的藏书并非宋元版，而是明代的地方志与登科录。今天看来，这是十分珍贵的独家专藏，可在400年前藏书楼建立时，这些书极为普通。我们不得不佩服其老主人范钦的眼光。在当代，上图收藏了大量家谱与清代朱卷，顾廷龙先生等前辈慧眼识宝，人弃我取，使之聚沙成塔，成为上图的特色专藏，读者受惠良多。 

　　图书馆界也有对古籍的价值认识不足或片面的情况。有的只强调古籍的文物属性，忽略甚至无视其文献属性，只强调保藏，不让读者利用，书如不能利用，保护还有什么意义，还侈谈什么弘扬传统文化？有些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想接触，却也受种种限制，那如何培养鉴定版本人才呢？作为公共图书馆，要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认知与气度。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抢救保护东南濒临散亡的文献，沪上张元济、叶景葵等爱国人士毅然出书出钱，创办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使大批学者受益。解放后，他们将25万余册古籍全部无偿捐给国家，倘若现在以保护为名不让读者利用，公藏私有，何以面对先辈们在天之灵？ 

　　当今有藏书家拿出珍贵藏品提供给公家办展览，令人敬佩。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藏书家们能独自办展览，其中有的善本诸如《锦绣万花谷》等，可作为中华再造善本出版，形成公私合作的生动局面，那么，当前的古籍热、古籍保护工作就显得更有现实与历史意义。